邓小平南巡前的“皇甫平事件”
附四篇评论原文
连发四评论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 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 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 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原话。
1991 年1 月28 日至2 月18 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小平同志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地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这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第五篇拟展开论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
连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媒体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同志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为。于是，市委领导交代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装糊涂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第三篇文章还是报社一位老作者写的，我们作了修改发表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便交代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不再批评你们了。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大人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他的下落。
就是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总书记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 ”编印出来，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后来，这位社长灰溜溜地离开了报社。
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哩！上海成为交锋的战场。
出现大转机
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开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当时最积极、最鲜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提议，我们只要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淡化处理。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因此后来我们还是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小平同志审阅。
在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不转载为好。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表明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观念。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悄悄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 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方报纸，以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原载于《炎黄春秋》
皇甫平：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庚午马年去了，辛未羊年来了。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
12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谁能忘记，当我们党吹响改革第一声号角之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华夏大地，疮痍满目，百废待举。那时节，衣袋里藏着欠债单走上前线的农家子弟，何止一个"梁三喜"？抡起18磅大锤敲敲打打造机械的，又何止一个汽车工业？12年春风秋雨，12年改革开放，今天，当我们步入又一个羊年之际，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四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来缠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到下一个羊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进了21世纪，实现了小康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已成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写照。跨进辛未羊年，我们的改革步伐，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快，我们的开放幅度，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大！
60年一个"甲子"。我们回顾历史，前一个辛未羊年--1931年，正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饱蘸着中国人民多少血泪和屈辱，腐败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在今昔历史的对比中，又是多么地明晰深刻！我们展望未来，下一个辛未羊年--2051年，又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光辉时刻。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000美元，这将使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综合国力走在世界前列。
从根本上说来，当今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大大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将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而要实现这个光辉的目标，需要60年整整一个"甲子"的艰苦奋斗。这60年，必然是中国人民不断改革、探索、开拓、创新的60年，是不断扩大开放的60年。总之，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大放光彩的一个"甲子"！
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10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10年。10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惟一出路。
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我们要在全党、全民中深入开展深化改革意识的再教育，普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科学的政治民主观念，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全民共识，造就上海崭新的改革开放舆论环境！
"莺啼燕语报新年"，愿辛未羊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原载于199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
皇甫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今年上海市春节团拜会上，向我们提出了浦东开发要搞得更好、更快、更大胆的要求；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朱镕基同志在团拜会上也强调：要更高地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更快、更好、更高、更大胆，就是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宏伟事业中，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
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已经就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而又实实在在的新思路。
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了要突出"机制转换"的改革新思路。他认为，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的第一轮改革偏重于放权让利和物质刺激，这在当时是必要的；90年代新一轮深层次的改革则应把重点转到经济机制的转换上来，形成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机制、淘汰机制和高效率的宏观调控机制。否则，什么破产法、分税制、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统统都无从谈起。
又如，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提出了"三个先行"的扩大开放新思路。他强调，浦东开发并不是前10年崛起的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发区开发模式的翻版，它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围绕局部再造城市功能，着重抓好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推动资金融通，商品流通，城市交通的超前发展。有外电评论：这些做法将"使浦东开发一下子站到按现代化国际经济规律运作的高起点上。"在七中全会闭幕后紧接着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更是就上海90年代经济振兴提出了不少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会强调要敢于冒一点风险，大胆利用外贸进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要紧紧环绕适应对外开放，提高城市综合功能的需要，调整改造传统工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把上海建成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等。
这些新思路，有的是前十年未曾涉及过的新领域，有的则反映了改革由浅层次向深层次的转换和拓展，有的则是对前一轮改革中某些已见成效的发展模式的升华。新思路的不断提出，反映了人们对更深层次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思考。同前10年相比，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大大拓展和深化。以搞活经济而言，如果说，前10年我们较多的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等等；那么90年代的改革则要把重点放到搞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脊梁的大中型国营企业上，要打好这场难度更大、覆盖面更广、意义更为深远的"攻坚战"，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简单地套用80年代改革中的某些做法也不行。七中全会号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敢于冒风险，就是鼓励我们要勇于创新、敢于开拓，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某些做法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毫无疑问，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阶段涌现出来的种种新思路，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是对七中全会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2条基本经验的实践、发展、丰富和完善。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邓小平同志说过："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让我们以此作为座右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漫长征途上，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解放思想，永远开拓奋进！
（原载1991年3月2日《解放日报》）
皇甫平：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当前的上海，正站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起点上。增强扩大开放意识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地放在我们面前。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真正认识上海在90年代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地位。如果说前一个10年，上海人更多的是惊羡于深圳、厦门等地的开放奇迹，那么进入90年代，上海已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一样，站到了我国开放的最前列。350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正以我国最大经济开发区的独特步伐走向世界；上海集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四个开放层次于一身，形成了配套齐全的开放新格局。邓小平同志对90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这是90年代赋予上海的历史重任。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开放胆魄，就不可能面对挑战，抓住时机，在进取、开拓和竞争中大步走向世界。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80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子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着直接关系。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80年代后期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图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引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个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成大事。
这里，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澄清一些疑虑和误解。
“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在国营企业集中的上海，有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对于某些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现象，我们应当予以注意；然而10多年的开放实践已经证明，要保护民族工业，采取关起门来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惟有大胆开放，引进外资外技，吸收先进管理方式，经受国际市场考验，大大提高竞争能力、经营水平和企业素质，才能利于改造和振兴民族工业，在开放中真正保护民族工业。为什么新兴的厦门收录机产业、深圳自行车行业和内蒙古毛纺业，能迅速赶上或超过号称老牌冠军的上海同行？为什么上海的汽车工业，能在短短几年中结束挥汗抡锤敲敲打打的历史，迅速接近世界水平？答案就在于开放，在于主动引进、消化。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同志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排除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范畴之外，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将它们的产品一概视为“洋货”，这其实是对民族工业一种狭隘的理解。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格局正向外向型转换，民族工业的概念早已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成份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的地位。因此不能将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更不能把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作“洋货”来抵制，这也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种“软件”。总之，封闭陷于落后，开放导致兴旺，这是我国40多年经济发展史的基本结论。
“这样开放下去，钱不是落到外国人腰包里去了？”在一些似乎“精明”的同志里头，存在这种担忧。不错，外国企业家来投资、经商，当然为着要赚钱。但是，开放是双向的，吸引外商投资是互利的，它有利于弥补我们的资金、外汇不足，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建设，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时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一句话，有利于增强我国力。既然如此，我们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就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深谋远虑的韬略。有的项目，即使我们暂时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让利于一时，得益于长远。我们不是说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么？如果不给人家甜头和实惠，还谈得上什么“吸引力”呢？又遑论引鸟筑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陷在眼前一时一事甚至蝇头小利的得失上拔不出来。那种以小失大、求近效而舍远利的算盘，看上去“精明”，其实并不聪明。开放要加快步伐，引进要抱几个“大金娃娃”，不改变这种得失观，不拿出一点长远目光和大将风度怎么行？
“这样开放下去，不是又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么？”确实，扩大开放，会有更多的外商来上海做生意；吸引外资，会有一些外国资本家到外资企业当老板；允许外国人设银行、办商业，又会有不少“洋人”搬进高楼大厦坐写字间……于是有些人担心新上海与旧上海“差不多”了。这种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方法，是不对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新上海的开放格局决非旧上海的租界，哪有什么列强逞凶、炮舰横行？哪有什么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平等互利经商投资。
这种万商云集的景况，是我们主动开放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际城市的形成发展必备的条件，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可惶惶然呢？对于引进的同时带来的一些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头脑。引进的过程，本身就是鉴别良莠，取舍精华糟粕的过程。我们吸取的是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对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坚决抵制；我们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来华外国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必多加干涉，但是对于不符合我国国情、败坏我国社会风气的东西，例如什么六合彩、陪酒女、赌博业等等，则坚决不开口子。进一步扩大开放，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社会的免疫功能，使干部和群众真正经得起开放的考验。所以担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上海会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不必要的。
扩大开放，说到底也是深化改革。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任何开放，都不可能不引起内部体制的改革和思想的解放。因此，开放意识和改革意识融汇贯通，密不可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扩大开放。我们现在有的扩大开放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内容，例如允许外国人来开设银行，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国际化金融体系的突破；又如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房地产，也是推进住房商品化，形成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一部分。
有的扩大开放措施，则将从深层推动体制的改革，例如更大规模引进外资，必然要求从管理体制改革着手，改变法制不完备、执法不严格和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互相推诿扯皮的状况，极大地改善投资软环境；又如扩大外贸，就要求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营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联合统一对外的外贸经营新体制；再如引进外资改造国营企业，也必然推动国营企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转换。
而扩大开放的步子，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思路、新意识，从深层次、全方位引起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社会心态的进一步调整。很显然，在90年代新形势下，有没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成为有没有深层的改革意识的重要试金石，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实质也是改革意识的再教育、再深化。
肩负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重任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要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写下上海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原载1991年3月22日解放日报)
皇甫平：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刚刚降下帷幕的全国 “两会”，在审议、批准十年规划和 “八五” 计划纲要，确定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分别对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领导成员作了必要的充实和加强。这一引人注目的决策再一次启迪人们：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创九十年代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不失时机地培养、选择和任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将从组织上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绿树常青。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八十年代我们之所以能提前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党就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及时抓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交替工作，提拔了成千上万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我们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存在的程度不同的老化和青黄不接问题。这批富有八十年代时代特征的中青年干部，同老同志亲密合作，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赢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目标更加宏大，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拓展，必然要求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去带领人民群众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峰。同时，十年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现在有的走上了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有的则因为自然规律退居二线，新一轮的新老干部合作交替工作，也紧迫地放在我们面前。总之，九十年代的崭新历史使命和我们干部队伍的演化规律，呼唤着勃勃生机与活力的九十年代新一辈脱颖而出，同台演奏现代化建设的 “第二乐章”。这将是引导中华民族由温饱迈向小康的 “华彩乐章”，因此人们对新一轮干部新老交替的进展与质量倍加关注并寄予厚望。
培养、发现和任用成千上万九十年代的中青年干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所谓德，就是革命化，面对九十年代的风云变化和严峻挑战，坚持革命化的方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革命化就是指有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原则立场，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拥护和全面贯彻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廉洁奉公，严守法纪，求实为民；模范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讲革命化，就要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改革开放这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发展实践，提高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所谓才，就是必须有真才实学，有适应九十年代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才干、智慧与能力，尤其是有开创的实绩。我们党的干部路线，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的，因此，干部德与才的双重标准，归根到底统一于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
看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归根到底是看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实际贡献。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要大量选拔 “明白人”。这里所谓 “明白人”，就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于改革开放；既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又精通各自的业务；既坚定地献身于社会主义，又深切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既有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又有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既有清晰的宏观思维，又有可贵的本职实干；既能坚持集中统一，又勇于独立负责。总之，是要培养、选拔和任用改革开放条件下德与才相统一的优秀人才。
进一步培养和造就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干部队伍，对于上海来说，十分紧迫。上海人才荟萃，上海人聪明、素质好。但是，同浦东开发开放的新要求相比，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艰巨任务相比，上海的干部队伍还有许多不适应之处。况且，上海人不可否认也有自身的某些弱点，例如有的人精于盘算而不善于运筹机先；有的人有大家风度而缺乏大将风范；有的人有鸟瞰世界的能力而缺少闯荡世界的气魄，等等。这些弱点使上海的干部队伍中一些人在开拓创新意识上，还不能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我们有些干部一方面羡慕人家搞得活、放得开、上得快，另一方面又处处谨小慎微，不敢为天下先；一方面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向上要政策、要优惠上，另一方面面对中央已经给的政策又往往束之高阁，而不能用好用足用活这些政策；一方面赞叹人家上下默契、心有灵犀，另一方面又处处作茧自缚，甚至自己卡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很明显，不尽快克服干部队伍中的这些弱点，上海九十年代的建设和改革就不可能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要求的那样搞得更好、更快、更大胆。因此，按照改革开放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好干部问题，是实现上海九十年代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的当务之急。
要选好用好大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邓小平同志早在十年前就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十年来的实践说明，在选拔中青年干部方面，我们不应当有过多的忧虑和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改革开放要大胆，使用干部也要大胆。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解放思想，克服障碍，勇于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大胆使用优秀人才。
其次是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在《大略》中说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荀子在这里提出的一条基本的治国之要，就是要最广泛地起用各种人才，同时防止坏人混入领导核心。这个思想值得我们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重视。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说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要广为罗致和各用其长。这里的宝、器、用，乃是指人的才智、才干、才学、才气的不同表现和不同侧面。现在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同志 “呐于言而敏于行”，虽不善言辞，却颇能干，这种实干家我们要用。有的同志虽不善于 “决胜于千里之外”，却能 “运筹于帷幄之中”，善于思考，有见解，有点子，这种羽扇纶巾、出谋划策的智囊型人才我们也应当用。至于有的同志 “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只有那些 “口言善，身行恶” 的 “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才毫无疑问决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
选准选好干部还要发扬民主。要坚决克服那种被群众称之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的选人方式，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把那些
“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这样做，既能防止个别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又能较好体现群众的根本意愿。当然，在不同情况下，对民意也要作具体分析，要注意去伪存真，避免使一些干部偏重于改善同上下左右的关系而不敢大胆创新和勇于负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涌现的大批中青年干部，不仅将在九十年代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其中有的还将成为 “跨世纪” 的人才，这样他们又将成为 21 世纪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时新老交替的 “人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宏伟壮丽的事业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后辈人将踩在前辈为他们架设的 “人梯” 上，一步一步去建造社会主义的 “通天塔”。
(原载于1991年4月12日《解放日报》)
周瑞金：“皇甫平”交锋与邓小平南巡
——写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
1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刊登署名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就是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一篇。“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收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
这些文章当时在国外也引起反响，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驻上海记者一定要来采访我，问“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他们很敏感。
当时对这些系列评论文章正面反应是主要的，这说明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深得人心！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1991年3月22日我们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后，很快4月中旬反驳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就发表在《当代思潮》上。该文一开头就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好家伙，这就等于把“皇甫平”宣判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接着，《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章写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也加入了围剿“皇甫平”的行列，该刊发表署名文章，说是“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到了八九月份，有些报刊也刊发了批判“皇甫平”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宣扬“庸俗生产力论”，鼓吹“经济实用主义”，等等。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过程中，新华社站出来支持了“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明确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理所当然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
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
1991年8月中旬，有人突然跑到上海问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作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我还讲到第三篇文章还是一个理论作者来稿，我们在他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一年的“七一讲话”中，深刻论述了邓小平同志有关“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志”的思想。同时也谈到了反和平演变。此后一个阶段，中央各大媒体都只宣传他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而不宣传他谈改革开放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今后主要是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改革开放我们站不住。在这个背景下，《人民日报》开始起草有关改革开放的社论，这就是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由来。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当然，这只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插曲罢了，其具体情况这里恕不详谈了。
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论干部的精神状态》的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必须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文章指出，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文，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红旗落地”，并非由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当时我在文章中写道：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原子能发电，包括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原子能破冰船、超音速飞机等等，都是由苏联最早造出来，这些科学技术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因此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声誉在全世界如日中天。但是，由于体制原因，苏联后来在科技进步的民用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做好，它只有军事竞赛带来的科技发展，这就支撑不住经济社会发展。老百姓长期生活得不到提高，农副产品都买不到，苏联的失败，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它搞改革开放的结果。其基本精神是与“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脉相承的。这一年12月，我从一份内参资料中看到，有人在给中央的“上书”中公然宣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应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我抓住这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当时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集中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当时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经常把上海一批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人士请来开“神仙会”，请他们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那些精彩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观点，也常被我化作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解放日报》的思想性、理论性不断增强，导向性、指导性更加鲜明。
后来，我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我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开始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并没有直接关联。后来，我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以后，几次遇见朱镕基同志，他都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倒是1994年春，国务院出台财税、外贸、金融、投资、国企五大改革措施，我当时用“任仲平”署名同当时借调北京起草《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的有关同志合作，撰写了一篇《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的重点评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时正逢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同志是湖南代表团的代表，当天上午他就把我们这篇文章拿到会场，在湖南团大组会大加赞扬，他说“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这个作者就是从上海调来的“皇甫平”，他们的评论写得非常好。那天，他讲了一大段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话，而且还特意把“任仲平”同“皇甫平”联系起来加以表扬，这就表明了他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态度。我和施芝鸿同志合作撰写的这篇“任仲平”文章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文章一等奖，对1994年开启的市场化取向的全面改革，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中宣部也曾通报予以表扬。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1992年2月4日，即农历壬申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发表皇甫平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一周年的时候，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重头评论，在全国拉开了率先宣传、深刻阐发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3月份党中央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后，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中央和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从4月份开始，我们又在《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由我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四篇署名为“吉方文”的评论文章：第一篇是《论走向市场》，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后来，刘吉同志告诉我，这篇评论被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选为参考文件。第二篇我们写了《论加速发展》，集中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
第三篇是我们在1991年想写而没有来得及写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文章也被《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了。第四篇是《论换脑筋》。这篇文章重点论述了要换脑筋的问题，也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换计划经济习惯思维。当时《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些情况生动地表明，同一年前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时的遭遇大不相同，全国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生气蓬勃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20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再看那场思想争论和交锋，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就要勇于和善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敢为天下先，成为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这是新闻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周瑞金：“皇甫平”二三事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页。“皇甫平”这个名字也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20多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我们是否清晰地知道“皇甫平”的来龙去脉？是否准确理解“皇甫平”的深意？
1991年2月至4月，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四篇评论，署名为“皇甫平”。这些重要评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书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皇甫平”这个名字也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获知邓小平同志谈话内容
事情要从1989年讲起。当年1月，我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当时的解放日报社实行党委负责制，所以我主持报社工作。1990年年底，我知道自己将奉调去香港《大公报》工作。在办理工作调动过程中，中共上海市委领导让我看了邓小平同志春节期间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我深感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负有宣传重任。所以，我一边移交工作一边酝酿发表相关文章。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同志来上海过春节。这是他第四次到上海过春节。这次邓小平同志来上海频频外出视察、参观，还在新锦江饭店顶楼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
在1991年年初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谈话精神。但是，更为具体详细的材料没有大范围传达。
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副书记把我叫到康平路的家里，拿出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我看。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更迫切了。对我触动特别大的是，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要扩大开放，开放不坚决不行，不要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当时，只有我亲眼目睹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没有其他报社的主要领导。我理解，市委领导给看这个材料是为了让我了解情况，以便把握宣传口径，这个意图很明确。因为市委领导并没有让我做记录，也没有直接布置我写文章。
四篇评论如何出炉
虽然上海市委领导没有要求写文章，但是凭着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养成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看完谈话材料，我心中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决心要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新思想，以便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在报纸的舆论宣传中进一步认清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破浪前进的正确航向。
从1991年2月12日开始，我开始酝酿怎么宣传邓小平同志的上海谈话精神。1989年和1990年，《解放日报》连续两年在农历大年初一，由我在头版《新世说》栏目中撰写一篇千字文的小言论祝贺新春。不过，我认为1991年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
于是在2月13日，也就是小年夜，我找到解放日报社评论部的凌河同志，并请来了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同志。我把自己在市委领导家里看到的邓小平同志谈话材料的精神作了粗略介绍，施芝鸿同志正巧在市委研究室也已听到了传达，并在笔记本上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相对照，我们发现施芝鸿同志记录的内容与我在市委领导家中看到的基本一样。我提议：三人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我还把自己构思好的准备在大年初一发表的评论提纲介绍了一下，主要是抓住“辛未羊年”做文章，以“十二年一个轮回”作回溯前瞻；又从“六十年一甲子”作更大时间跨度的回顾和展望，提出1991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这篇评论由凌河同志按我的口授提纲执笔撰写，由我改定。
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第一篇评论，发表在1991年2月15日，即辛未羊年大年初一。当天《解放日报》头版上半版刊登邓小平同志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刊登这篇评论。
3月2日，我们发表了第二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由我出题，施芝鸿同志执笔，再由我改定。这篇文章是“皇甫平”系列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理直气壮地发展市场经济。
20天后的3月22日，第三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是凌河同志根据理论工作者沈峻坡同志的来稿改写的。第四篇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在4月12日，由我出题，施芝鸿同志执笔。文章主要根据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撰写的。
其实，我们曾打算写第五篇评论，专门论述怎么看待姓社姓资这个问题。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和办理赴港手续，这篇文章的写作也就被搁下了。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以20天左右的时间间隔节奏，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四篇文章主题一以贯之，内容相互呼应，文风鲜明犀利，及时宣传并深入阐发了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有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
为何取名“皇甫平”
在酝酿第一篇评论时，我曾和施芝鸿、凌河同志开玩笑说，20世纪50年代的“马铁丁”、“龚同文”都是由三个人组合的署名，文章很有影响。我们三人可不可以也组个“马铁丁”式的写作组。但是，我们在讨论第一篇评论时，并没有涉及署名问题。第二天初稿出来后，我才正式考虑署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皇甫平”署名是我在大年夜拟定的，没有与施芝鸿、凌河同志商量过。
对于“皇甫平”这个名字，一般人都把它说成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在当时思想激烈交锋中，我没有和盘托出自己的深层想法，一段时间形同默认了这种解释。
1994年4月，我在撰写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文章《扬“解放精神” 创“解放风格”》中，透露了“皇甫平”的深意。我写道：“皇甫平的署名是我拟定的，现在人们都知道它含有黄浦江评论的意思，这只从谐音取义；其实它还蕴涵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2003年2月，即“皇甫平”系列评论发表12年后的癸未羊年，我接受了上海《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我对记者说：“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在各地演讲中进而对“辅佐邓小平”作出解释，就是“宣传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
“皇甫平”缘何再出江湖
总体上看，“皇甫平”这个名字是顺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一个署名，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再使用，写作评论也多用其他署名。比如第二年（1992年）春节，我们发表宣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署名评论（施芝鸿执笔），用的名字是“闻颀”。1992年4月以后，我又在《解放日报》组织发表了四篇评论，署名“吉方文”，意思是“《解放日报》文章”。1993年，我奉调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分管评论、理论宣传，主持开辟重点评论栏目，署名“任仲平”，意思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这个笔名很直白，没有什么其他含意，《人民日报》至今还在使用。
不过，事情在2006年出现了改变。2006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30周年，也是我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15周年。2005年11月底，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旗下的《世界》月刊执行主编姚献民同志采访我，写作了一篇关于我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文章经过的访谈，并约我撰写一篇“本刊评论员”文章，我应允了。
2005年前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矛盾凸显期，全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大争论，尤其在网络上对改革开放发出种种责疑声。在这种情况下，一股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滋生和蔓延开来。有鉴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我到北京同施芝鸿同志作了一次长谈。当我们谈到上述这些情况时，施芝鸿同志建议我“用不老宝刀，再次披挂上阵”，尽快撰写一篇批评否定改革开放错误思潮的重头评论。于是，我提笔撰写了评论《改革不可动摇》。文章在《世界》月刊上发表后，考虑到这份杂志发行范围较小，2006年1月6日我又将这篇评论在“东方网”上发表，当时署的是我自己的名字。《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同志看到此文后，于1月24日在《财经》杂志上予以转发，并改用了“皇甫平”的署名。我想，胡舒立的本意是想表达：当年的“皇甫平”在改革开放又一个关键时刻再次站出来发表文章呼唤改革不可动摇。显然，如果胡舒立同志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是不会赞成再用“皇甫平”这个署名的，因为历史背景不同了，当年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的是三个人，这次是我一人。虽然主观上是阴差阳错，但在客观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上，人们传言“‘皇甫平’重出江湖”。实事求是地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时隔15年，“皇甫平”评论仍然具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
《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发表后，引起中央的重视。当年春节过后一星期，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视察，专门到“东方网”调查了解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之后，中央领导明确表示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2006年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胡锦涛同志在“两会”期间来到上海代表团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举措的协调性，将改革开放成果更好地让广大群众共享。胡锦涛同志的这番重要讲话，及时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也为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的改革开放争论画上了一个权威的、有说服力的句号。
（作者：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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